[揭密] 中国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难产背后内幕

    第一章：核心技术之谜

    清华大学突然出现对峙局面形成

    因为突然介入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以下简称地面标准)的制定，清华大学的一些人一度被称为“学霸”。如果没有清华大学，这项标准从立项、研发、评估到确定也许会非常简单明确的走完这个流程，中国的地面标准也许不是今天这样一个结局。

    1995年，原国家科委立项，并成立了数字高清晰度电视总体组(简称总体组)，着手为中国制定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面标准。起初，总体组依托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下属的广播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广科院)，由该院出人担任第一任组长。后来，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文军接任总体组组长，由张牵头组织标准的研发工作。科委与原国家计委都拨出相当经费用于项目支持。

    当时，世界上地面标准有3个技术方向，一个是美国标准(ATSC)基于单载波技术，另一个是欧洲标准(DVB-T)是多载波技术。1999年，日本提出了自己的标准(ISDB)，它确立的时间最晚，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日本没有采用当时已经非常成熟的美欧标准，而是进行单独开发，成功之后禁止外传。这3套标准中，欧洲的应用范围最广，美国标准只有3个国家在用。

    经过一番论证，总体组制定了2个方案，一个遵从于单载波技术，另一个则基于多载波技术，分别由浙江大学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负责完成。后来，浙江大学主攻有线传输标准，将单载波方案的任务交给了上海交大主力完成，浙大向后者提供技术人才予以协助。

    1998年9月，总体组完成了第一代高清数字电视功能样机，之后又推出了第二代样机，该样机是基于浙江大学的单载波技术方案而推出的。1999年，在国庆50周年时总体组就用这套单载波方案完成了实况直播。当时所有的舆论都用成功和圆满来形容这次转播。

    似乎一切都昭示着总体组的方案正逐渐成熟。但事情并没有按照人们预定的方向前进。技术强劲的清华大学作为一匹黑马突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清华大学曾认真研究了总体组制定的2个标准方案，之后得出一个非常让人担心的结论：总体组的2个方案都是追踪国外成熟技术，无法回避知识产权问题，日后势必受到国外专利的围剿，这严重背离了国家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初衷。清华大学担心国家标准会由此走向误区。

    1999年初，几位在美国从事多年地面标准研究的原清华学生回国制定了新的标准方案，并提交给总体组。总体组接后认为方案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对它的可行性提出质疑。为了继续完善这项方案，同年7月，清华大学成立了数字电视传输技术研发中心，由杨知行教授担任主任。

    由于总体组没有承认清华大学的方案，清华方案一直没有立项，也未能得到国家的经费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清华大学选择了继续坚持下去。为了进一步完善方案，他们一共召开了3次专家论证会对方案进行理论分析。在会上，一些广播方面的著名专家提出需要淡化方案中的通信色彩，突出数字电视广播特点。为此，清华大学进行了改进，并进一步做了仿真实验和论证。

    2001年3月，全国数字电视工作会议在深圳召开。会议上，清华方案被正式定为中国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的候选方案。此外，会议上有人提议几家科研院所联合起来研发。这是业界第一次有声音提议将多套方案进行通盘考虑。

    在2001年，清华大学和总体组内成员一共推出了5套不同的地面标准。在5套方案中，除上海交大是单载波技术之外，其他4家都是多载波技术。这一年，全国广播电视标准化委员会通过公开征集方式征集到这些方案，并安排了一次评测，但测试结果没有正式公布。当时有知情人士向外透露，参加测试的几种方案表现得均有些问题……与欧洲标准相比，各家方案都存在差距，但是还是以清华方案为优。

    这次测试之后，广电总局科技司与信产部分别就这5套方案做了一次比较，然后决定联合起来将清华方案(DMB-T)以信息文稿的形式通报国际电联，并引起了国际电联的广泛注意，清华方案得到了诸多好评，而同期在国际电联申请标准的日本方案却遭到众多电联委员的质疑。杨知行教授称国际电联一旦承认清华的方案，就意味着中国的方案有可能走向全球。但是因为清华方案当时并非国家标准，最后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