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杨某某诉称，2013年10月20日，其在家中座机接到一电话，对方自称是广州市天河区邮政局，告知其有一封挂号信未取，要求杨某某到该邮政局领取。杨某某表示不方便后，对方建议其跟寄件人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联系，并表示可帮忙转接到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
电话转接后，对方自称是黄浦区检察院的“领导”，称杨某某在一起贩毒案中有重大嫌疑，若不配合工作就马上把其账户资金冻结，要求其如实报告个人现有资金并把资金转存于杨某和杨某华的名下，并称该两人是代表检察院的，如果经审查确定其与该洗钱案无关将在3天内把钱退还。该“领导”还称如果不信，可以致电114查询座机上显示的号码是否属于黄浦区检察院。
于是，杨某某其拨打114查询座机上显示的来电号码，发现确实与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的电话号码一致，导致其误信不法分子的谎言，遂按照他们的要求，把48万元现金陆续转入其指定的账户。因汇款后未收到退款，杨某某意识到可能上当了，于是报警，并将广州电信公司诉至法院。
杨某某认为，自己每月按时交纳电信服务费(包括来电显示服务费)，但被告未按照约定提供安全的电信服务，应对其遭受诈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杨某某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其财产损失48万元及相应利息。
庭审中，广州电信公司答辩称：该公司不存在未能提供安全电信服务的违约行为，该公司提供的电信服务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原告在接受电信服务过程中被诈骗遭受财产损失的事实。在公安机关向不法分子追缴赃款失败之前，或者原告自行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向不当得利收款人杨某、杨某华进行追索失败之前，原告汇出的款项并不能直接认定为损失，因为相关款项存在被追回的可能性。
广州电信公司还认为，即便原告确实存在因诈骗遭受财产损失的事实，该损失也显然是由不法分子的侵权行为以及原告对于不法分子拙劣的、不合乎生活常识的诈骗行为未尽应有的注意和警惕义务的自身过错所导致，而并非由于电信公司的违约服务行为所导致。刑事犯罪具有偶发性和不可预见性，即便原告在不法分子利用电信服务进行的诈骗犯罪活动中遭受了财物损失，该财物损失也是公司与原告订立电信服务合同时不能预见或不应当预见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不属于违约赔偿的法律范畴。
法院审理查明，杨某某使用广州电信公司提供的电信服务，在2013年之前为其使用的固定电话开通了来电显示服务，按月交纳服务费，双方签订了业务服务协议。广州电信公司理应从符合关于来电显示服务质量标准的通常理解和有利于实现电信服务合同的根本目的出发，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来电显示号码的准确性。
法院认为，利用错误的来电显示号码是犯罪嫌疑人实施违法行为、侵害杨某某财产权益的重要环节和重要手段。广州电信公司在向杨某某提供来电显示服务过程中，未履行显示实际来电号码的义务，存在违约行为，该违约行为与犯罪嫌疑人能够利用错误的来电显示号码实施违法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亦与杨某某产生误判而误信犯罪嫌疑人陈述转出资金的损失结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据此，广州电信公司的违约行为，是造成杨某某财产损失结果的次要原因，应当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院同时指出，杨某某的被骗除了广州电信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存在违约行为的原因，还包括犯罪嫌疑人实施违法行为的原因以及其本人未尽审慎注意义务。据此，酌情认定广州电信公司在1万元范围内向杨某某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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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