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获雨果奖 不能改变中国科幻文学的现实

这是亚洲人首次获得有“科幻界诺贝尔文学奖”之称的雨果奖。

一小时后，《三体》英文版在亚马逊的销量就跃升到第一位，“获奖肯定能带来销量的提升，这对作者来说当然是很高兴的事情。”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刘慈欣还是用那惯常的属于北方的平缓语调说道。更多时候他很冷静，仿佛在谈论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情。“雨果奖本身在中国就没什么影响力。诺贝尔奖的影响力多大，莫言获奖提升了中国主流文学吗？一次获奖就兴高采烈，还认为可以提升中国科幻小说，这是不成熟的想法。”

从凡尔纳出发

从大学毕业到2009年，直到因为哥本哈根气候会谈之后的一场全国性行业调整导致关闭，刘慈欣在位于山西阳泉的娘子关火力发电厂工作了24年。

他戴着眼镜，平头、圆脸、大眼睛，一个看起来普通的中年男人。妻子是单位同事，大部分时间都在厂区和生活区之间度过，朝九晚五，下班后要接女儿回家。单位里获得的“名气”也非常具体，“刚参加工作时，我在山西电力系统搞计算机挺有名的。特别是燃料系统，一说起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找刘工。”兢兢业业工作多年后，他拿12级工资、评到计算机高级工程师职称。

发电厂四面环山，地处谷地，就像柴静在《看见》中描写的山西产煤城市一样，烟囱高耸，空气中充满煤烟味，煤灰厚厚散落在城市的角落，一到冬天，下午4点天就黑了起来。火力发电鼎盛时，尽管离阳泉只有40分钟车程，装煤的大货车在厂区里外一堵就是两三天，两小时车程的火车成了最便捷的交通工具。

从参加工作起，刘慈欣就一直在这个封闭沉默的小城生活。白天，他以工程师的身份在厂区穿梭；晚上，又在科幻世界徜徉，键盘敲下，星际战舰借助时空蛀洞，沿着上万光年的战线蛙跳过来。究竟是对科幻的何种执着，或者热爱，才可以让刘慈欣多年来，在工作和生活两个“平行宇宙”之间如此自由穿梭？

“我是从读凡尔纳的小说开始喜欢上科幻的。”刘慈欣说。“文革”时，原本在北京工作的父亲被下放到山西，小学二年级的他也随之转到阳泉。随父亲一起到山西的还有一大箱书，这些当时的禁书被父亲藏在床底下，刘慈欣就偷偷找来翻，对于莎士比亚戏剧和苏联小说，他兴趣不大，直到三年级时，读到竖排繁体版的凡尔纳《地心游记》，“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就像是寻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感觉这本书就是为我这样的人写的。”这种阅读经验让刘慈欣多年后都难以忘怀，他形容说，感觉“我生下来就是看科幻的”。

后来，他陆续看了很多苏联科幻小说，如阿·卡赞采夫的《太空神曲》、叶弗列莫夫的《仙女座星云》，从此沉迷于彼岸星空。直到很多年后，他成为另外一个世界的创造者，或者毁灭者——在他塑造的三体世界中，人类的命运被置于宇宙最严酷的黑暗森林法则里，接受来自末世的拷问。

写作是对平淡生活的补偿

刘慈欣介绍过自己的写作之路。那是还没有女朋友的1989年，下班后无聊，经常和同事一起打牌打麻将，一天夜里竟将一个月的工资全输掉。惨淡的牌技令他下决心找点事情把闲余时间填满，于是就想到了写科幻小说，小说名字是《超新星纪元》，不过作品并没有发表。直到1992年父亲去世，他也不知道儿子已经开始了科幻小说写作。

1999年，刘慈欣一鸣惊人，短篇小说《鲸歌》被《科幻世界》杂志刊载，这也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同年，还首次以短篇《带上她的眼睛》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一等奖。此后，这位蛰居娘子关下的工程师保持了旺盛的创作力和高质量的写作水平，创作了《地火》《流浪地球》《乡村教师》《全频带阻塞干扰》《朝闻道》《吞食者》、《镜子》等中短篇小说，并连续10次蝉联中国科幻界最具权威的大奖“中国银河奖”。2010年，随着《三体》第三部出版，他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誉为“凭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文学提升至世界级水平”。这部将近150万字的巨著，也正式奠定了他在中国科幻文学界的地位。

不过，即便获得巨大的荣誉，拥有上百万“粉丝”，多年来刘慈欣的生活还是和多数国企员工没两样。他不用微信，也不上微博，同是工程师的妻子对他创造的黑暗森林不太感兴趣，读初中的女儿也更喜欢看魔幻、玄幻小说。只有极少数时候，刘慈欣才会和附近城市的科幻迷坐在一起聊聊军事、写作，甚至聊聊股票行情。在小城里，长跑是他唯一的对科幻的含蓄而浪漫的表达，他执着地相信，自己有生之年一定可以去太空旅游，但“现在太空旅游的价格太贵了”，必须依靠锻炼维持健康，才可以等得到价格降到能承受的那一天。

刘慈欣谨慎地保守着自己的创作秘密，因为害怕在单位造成不好的影响，他一律拒绝记者前往家中采访，会为记者的不期而至恼怒不已。2001年，小说《全频带阻塞干扰》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一等奖时，有同事告诉他，“刘工，有个写小说的和你名字一样。”直到《三体》出版的次年，在刘慈欣贴吧里，还有一个疑似发电厂的同事在发帖感叹，就是这么一个平时一声不吭的人，怎么一下就出名了，竟然还上了中央电视台。

左手柴米油盐、右手星光灿烂，有人这样形容科幻爱好者。“我就是一个普通人，生活在一个节奏很慢的中小城市。”刘慈欣说，长期基层社会的生活令他成为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必须把自己对科幻的爱好隐藏得很深，“也许写科幻跟看科幻一样，很多时候都是出于一种补偿心理，因为自己的生活太平淡。”

《三体》背后的尴尬

《三体》获奖后，“粉丝”和科幻界都十分兴奋。在上海等城市的书店，小说中文版当天就基本售罄，余下的第二部《黑暗森林》和第三部《死神永生》库存也不多。连续多日，朋友圈里转发的依然还是关于《三体》的帖子。随着《三体》电影投资方宣布不设上限追加投资，《超新星纪元》《流浪地球》《微纪元》和《乡村教师》等多部作品也有了电影改编的计划。有评论认为，这是中国科幻小说时隔二十年后重新迎来新的发展。

最早连载了《三体》的《科幻世界》副总编姚海军说，《三体》获得雨果奖，使中文科幻和英文科幻有了对等的交流，过去几乎是单向的，中国科幻在西方可能被重新发现，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的科幻创作与出版。

迄今为止，《三体》三部曲销量已经超过100万册，创下近年来科幻小说的发行纪录。不过，刘慈欣说，《三体》只能算是特例，事实上，大多数中国科幻作品的销量只有数千册，《三体》热卖不能代表国内科幻作家的现状。“单靠写作可以养活自己的科幻作家不超过三个，能养活自己的，只有销量的第一名和第二名，第三名都不可能。”

反思也接踵而来。姚海军也指出，目前国内优秀的作者和作品并不多，“真正的一线作者、每年能够创造长篇的作者寥若晨星。”他举例，从2003年开始出版的《中国科幻基石丛书》，目前也只出了不到30本，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厦“石料”的缺乏。

悬疑作家韩学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指出，以目前国内的出版风气来看，很难孕育优秀的科幻小说。特别是读者阅读习惯的日渐浮躁，与出版社的急功近利密切相关。韩学龙举例，一些出版社编辑要求作者在开篇1500字就要牢牢抓住读者眼球，对悬疑科幻小说的要求更是苛刻，要求1200字就要抛出一个大悬念，小高潮更是不能间断。这种为了吸引眼球制定的“反科学”写作规律，体现在科幻小说上，就更为残酷了。“因为好的科幻小说，在故事开展之前，要先构造一个宏大的 体系 ，必须有足够铺垫和伏笔。如果不是名家，国内哪个编辑敢给作者这样的权利？”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2014年出版的《刘慈欣谈科幻》一书中写过，你们是一群异类，不被人们喜欢，那些率先走出校门走进社会的科幻爱好者立刻被异样的眼光所包围。在这个越来越现实的世界中，喜欢幻想的人是让人打心眼儿里讨厌的。现在科幻爱好者的处境还是如此吗？或者随着《三体》的获奖，这种状况能否有所改变？

刘慈欣：还是这样。中国社会的传统力量不是凭一次获奖就能改变的。在中国，做一个真正的科幻爱好者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展示真实的自己，包括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展示对未来社会的展望等等。但是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会在基层单位或者是工作岗位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你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不成熟。在任何一个工作单位，特别是在传统的、我所在过的这种国企，可以允许你犯错误，甚至一些很大的错误都可以容忍，但是（他明显顿了一下，并扬高了声音），如果你以一个不成熟的面孔展现在众人面前，给领导、给群众这么一个印象，那你在职场上是没有多大希望了。

第二个选择就是把自己深深地伪装起来，对外面做出一个和大家一样的、正常的思维方式，用正常的思维方式和别人交流，这样就不会遇到前面说的那些困难。而我就是采取了后一种方式。所以我在单位也好，在哪里都不敢向别人展露自己对这一方面的爱好。很不幸的是，有些年轻的朋友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认识的不止一个科幻迷在单位也是见人就谈科幻、谈宇宙、谈外星人，很糟糕。我只能给年轻的朋友们说，千万别这样，这很糟糕。

日报：是不是科幻迷容易被误认为很奇怪？

刘慈欣：奇怪倒还好，主要是不成熟。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科幻就是给小孩子看的。另外，中国人是很讨厌（又提高了声音）那种不脚踏实地、尽想些不着边的人，这种人不招人喜欢。他们会觉得这种人不实在。所以我奉劝广大科幻迷和科幻爱好者，你在单位里要把自己的这一面隐藏起来，否则对你的损害是相当大的。

日报：你年轻的时候，也因此在单位里受过影响吗？

刘慈欣：没有。我这个人很清醒，一直是现实主义者，把现实和科幻分得很开，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这一点，不会在任何人面前夸夸其谈这些，即便是在单位喝多了都不会谈这些，所以我没有在这方面吃过亏。以至于后来人家知道我是写科幻的，多少还有点意外，觉得这么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人，没有什么空灵的思想，也没有什么想象力，他怎么会写科幻呢？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实就是这样。当然，在大城市，在比较先进的企业可能还好一点，但在我们这种大型国企、央企很传统的单位，尤其是这个样子。

读者年轻化是中国科幻文学的优势

日报：你还谈过中国科幻小说的现状，不被主流文学所认可。在世界科幻小说中心的美国，也存在这种现象吗？

刘慈欣：科幻文学与科学和文学都有关系，但两边都靠不上，科学和文学也都看不上它。就像中国的文学评论界，还有庞大的学术界，又有几个人正眼看科幻文学？

其实科幻文学在美国也一样，都处于很边缘的位置。你看美国的科幻作家，除了像雷·布拉德伯里这样极少数的科幻大师，没有任何人获得过主流文学的奖项。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科幻文学可能还好些，至少作协还设了银河奖。

不过，这个事情现在也无所谓了，当今主流文学本身也在衰落，甚至衰落得比科幻小说还要厉害。就算被它们认可，也帮不上忙。科幻要想发展，应该争取读者的认可、市场的认可，这才是最正确的道路。

美国的科幻小说，与上世纪黄金年代相比确实衰落了，但每年还有上千部科幻小说问世，拍摄的科幻大片更是不计其数。不过，美国科幻读者年纪都偏大，表面看来美国科幻文学很成熟，但出现了读者断层。中国不一样，读者年轻化是中国科幻文学的一个优势，这些年，科幻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开始走出校园，逐渐渗透到互联网、航空航天等领域。随着读者层次的上升，中国科幻小说也出现多样化的特点。

日报：说到科幻小说多样化，现在有人认为，随着年轻一代，包括还有女性加入科幻写作的队伍，一些“软科幻”小说开始出现。而以你为代表、从《科幻世界》出来的这批科幻作家，在写作上又是偏“技术控”的。你对“硬科幻”和“软科幻”的分化有什么看法？

刘慈欣：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女性作家和“软科幻”没有必要联系。实际上，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的理工科背景比男作家还深厚，比如新生代科幻作家夏笳是北大物理系毕业，郝景芳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这样的作家我还可以列举很多，而且她们的写作都有很多的技术细节。至于“硬科幻”和“软科幻”的提法，科幻作品的类型应该是很多样化的，不应该把科幻文学局限在某些条条框框上。不过，科幻文学一些核心理念还是应该坚持。

科幻文学的爱情，主流文学没法比

日报：一提到科幻文学，很多人想到的还是时间旅行、外星人、机器人这“老三样”。

刘慈欣：科幻小说的题材其实是十分丰富的，就算是“老三件”，一样是大有创作空间。就像主流文学的题材爱情，无非就是男女之间吧？但科幻文学的爱情就丰富多了，可能有人和机器之间、人和外星人之间，更为极端的是可能有三种性别，甚至多种性别，这种故事资源主流文学是没法比的。所以说，提到科幻文学就是“老三件”，那只能是作者自己的问题。

日报：在有些版本的《乡村教师》中有一个你的附言，说这部小说呈现了中国科幻史上最离奇最不可思议的意境。在你看来，科幻小说需要什么意境？或者说，哪种意境才是一部优秀科幻小说所应该具备的？

刘慈欣：那不是我要写在作品上的，其实是写给编辑的一封信。那时就一小作者，不吹牛，人家怎么会注意到呢？不过从我个人来说，我喜欢宏大叙事，喜欢像《战争与和平》那样从整体、全景式地进行描写。很可惜，中国文学界这种作品越来越少，中国主流文学中会这样描写的作家也越来越少，正在失去这种宏大叙事的能力。

日报：也就是你所说的宏叙事，还有衍生出来的宏细节？

刘慈欣：对。就拿宏细节来说，在科幻小说中，短短两百字对话，在时空上可以囊括宇宙自大爆炸以来的全部历史，包括文明史和生物史，还可以展现宇宙之外的超宇宙图景，这种是科幻小说独有的魅力。比如阿萨·克拉克的经典科幻小说《2001》最后一章，宇航员化为纯能态后一段的描写，十亿年时间百亿光年空间在作家笔下写过，主流文学所囊括的世界和历史瞬间变成了宇宙中一粒微不足道的灰尘。

日报：可是，科幻世界再宏大，还得回到现实。

刘慈欣：有人说，科幻小说就是回避现实，其实是不对的。科幻爱好者要脚踏实地，也要仰望星空，必须直面现实，当然，有可能这个现实与小说本身没有关系。作家也必须以现实主义精神努力适应社会，还要让想象力不被现实磨掉。要做到这样很难，但这确实是比较优秀的科幻作家要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