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给人类基因编辑划出伦理“红线”

（原标题：综述：给人类基因编辑划出伦理“红线”）

新技术精度高、成本低，而且操作简单，让基因编辑的“门槛”大幅降低。

从理论上讲，基因编辑可改变特定的遗传性状，因而可用来改造胎儿，让他们不再携带家族遗传的缺陷基因或致病基因。但正如《自然》杂志的一篇社论所言，许多人担心“对生殖细胞的基因治疗也许会超出原先的范围，不只是消除会致死或让人严重虚弱的遗传性疾病，而是逐渐渗透到消除残疾和小毛病，甚至能够改变外在容貌，进行各种强化——最终导向 定制婴儿 ”。

在这种情况下，对基因编辑研究定“规矩”被迅速提上日程，12月1日至3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就提供了一个围绕该议题进行公开辩论的平台。该会议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医学院、中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共同举办，来自世界22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就基因编辑技术展开热烈讨论，涉及该技术的发展、现状、未来的应用和风险，相关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以及国际和国家管理规则和原则等十多个议题。

中科院在会后发布的新闻稿中说：“会议讨论的最大焦点是，国际科技界是否可以发展有医学用途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还是应采取措施禁止发展该项技术。与会的多数学者和专家认为，尽管人类基因编辑技术有可能给人类遗传基因资源带来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是鉴于该技术将带给人类治疗诸多遗传疾病的巨大潜力和好处，理应在规范的前提下，谨慎发展和完善该技术和开展相关基础研究工作。”

峰会的声明认为，对早期人类胚胎或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编辑研究是有必要的，而且应该继续进行下去，但前提条件是，被修改的细胞不得用于怀孕目的。此外，由于安全性和有效性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目前尚未有生殖细胞编辑技术达到医疗标准，因此现在就把该技术投入临床使用的做法“不负责任”。声明还说：“随着科学知识的进步和社会认识的发展，对生殖细胞编辑技术的临床应用应定期重新评估。”

峰会的声明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只是一个建议。但毫无疑问，它的意义是里程碑式的，不仅划出了开展基因编辑研究不能触碰的“红线”，也澄清了人们的一些认识误区，为今后的技术研究与发展设定了总体框架。

比如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中山大学黄军就等人宣布，首次利用CRISPR技术成功修改人类胚胎的一个基因，该基因上的突变会导致地中海贫血症。尽管黄军就使用的是医院丢弃的异常胚胎，而且没有活性，但这一消息仍在国内外引发了巨大争议乃至严厉批评，一些人由此呼吁暂缓甚至禁止基因编辑研究。但根据此次峰会声明界定的研究范围，黄军就的工作在伦理上完全可以接受。

峰会组委会主席、诺贝尔奖获得者、加州理工学院教授戴维·巴尔的摩在宣读上述声明时解释道：“（基因编辑）应该暂缓或禁止吗？我想声明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对这两个词都不想用，也没有使用。我们认为，这份被期待已久的声明是适合当前情况的的声明。”

事实上，正如任何技术一样，基因编辑技术本身并无善恶，用于治病救人是善，但如果用于“定制婴儿”那就是恶。必须要强调的是，虽然对“定制婴儿”的担忧已经存在约一个世纪，但在可预见的未来，科幻小说里描绘的“定制婴儿”依然只会是科幻。

美国埃默里大学伦理学中心主任保罗·沃尔普在一份声明中说，必须在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方面纠正认识误区。当前对基因编辑用途的主要考虑是，修正致病突变与预防出生缺陷，而不是“定制婴儿”。现在对涉及智力、音乐才能或数学能力等复杂遗传特性的认识还是初步的，没有人知道如何去制造一个聪明伶俐的婴儿。

但沃尔普也指出，如果认为人们不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尝试这一点，也是“天真的”。随着人们对遗传学的认识与日俱增，对遗传干预的安全性更加确定，那么“道德衡量”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也将会发生改变。